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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万年以后，人类进入动植物驯化与定居村落阶段，非洲与欧亚大陆的技术互动依旧紧密，农业领域最为显著。埃及和北非群体在驯化家畜的同时，自西亚引入麦类作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独立种植高粱、若干豆类、薯蓣、咖啡、油棕等物种。其中高粱与两种粟（䅟子和珍珠粟）被带往欧亚地区，换回已驯化的牲畜、小麦、大麦、香蕉及其他薯蓣品种。在城市与冶金技术尚未兴起时，这些动植物的双向流动已充分证明非洲与外部世界存在深层次的交往。
古埃及是古代众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出现了文字、大型建筑、君主集权、成文法以及官僚制度等。然而，与古代多数社会类似，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知识及其传播由精英阶层掌控。祭司、女祭司、工艺大师等依附于君主、神庙或宗教组织，以知识为特权，谨慎筛选信息流通路径。与此同时，大量知识仍在家庭内部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学习并传承下来：贤者、格里奥（史诗歌手）、诗人等以歌谣、民间叙事、舞蹈等多元形式维系并再生产本土认知，至今仍是非洲社会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
库辛巴：西方学术界长期将“现代性”与“传统性”人为对立，把非西方经验，包括非洲经验，一概归入“传统”一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传统性—现代性”范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想类型分析与比较文化研究，均在无形中塑造了全球学术话语，并渗透至底层认识论。底层认识论指的是边缘群体自行生产并认证知识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对抗主流知识体系的支配。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乔治·M. 福斯特（George M. Foster Jr.）、罗伯特·A.曼纳斯（Robert A. Manners）、艾尔曼·罗杰斯·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以及教育家、心理学家科比·K. K. 坎邦（Kobi K. K. Kambon）等人进一步将社会价值划分为“礼仪性”与“工具性”两大类：传统社会以前者占主导，抑制实验精神；现代社会以后者为重，鼓励实验并奖励技术创新。技术进化论者将技术视为首要动力，视其为摆脱落后“礼仪性”价值的解放力量。在此框架下，非洲被贴上“无历史、缺创新、远离现代性”的标签。
库辛巴：首先，我们要承认，非洲学术在全球知识版图中的位置仍不平等。由于“传统性—现代性”认识论鸿沟，非洲对文明发展的原创性贡献迟迟未能被系统纳入全球知识库或数据库。于是，非洲被预设为“被动接受者”——只能吸纳外来发明与创新，而这些发明与创新通常被归于欧洲或亚洲。其次，传统非洲文化被贴上“过时”“原始”的标签，现代非洲身份的塑造便只能依赖外部力量，从而将非洲的未来依附在外来认识论与政治指导之上，剥夺了非洲人的主体性。
以我在东非的田野调查为例，斯瓦希里长期被描述为“亚洲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延伸”。这一政治化的叙事不仅误导了对沿岸关键群体的认知，还使斯瓦希里文化整体被贴上“非真正非洲”的标签。事实上，斯瓦希里海岸与大津巴布韦、马里桑海帝国、廷巴克图以及西非约鲁巴诸邦一样，皆为非洲本土发展的典型。当前，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的系列证据已确认非洲曾孕育过重大创新。公开坚持极具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扩散理论”，否认非洲具备知识生产的内生动力的学者已为数寥寥。
库辛巴：当下，非洲知识体系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正如非洲俗语所说：“无法自食其力者，难以赢得尊重。”先是被奴役，继而被殖民，非洲思想500年来在全球舞台上始终被置于低位。如今，非洲在全球语境中大致被刻画为三种形象：其一，原料供应地——一片遍布矿山、可伐森林与可垦平原的大陆，全球多数黄金、铂、钻石、铬、锰、铝土、铀皆产出于此，却以原始形态出口，制造利润与声望尽归他国；其二，“无法以自有资源制造任何产品”的标签；其三，殖民与后殖民体制均未帮助非洲人建立起把原料转化为消费品的工厂。这种根深蒂固的负面认知已造成严重后果，并仍将持续阻碍非洲思想在文学与和平建设之外的领域获得全球认可。
库辛巴：非洲认识论既能拓宽全球学术视野，又能为非洲复兴注入动能，为其在全球文明互鉴中的深度参与开辟新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全球学术界率先抛弃对非洲传统知识的漠视，将其系统地纳入世界史教学之中。无论是理工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应正视非洲的贡献。以农业为例，尼罗河流域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先民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已出现早期农耕，并在7000年前开始饲养家畜；萨赫勒地带、西非及东非林区亦于距今四五千年间逐步发展出成熟的作物栽培与畜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