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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打破传统国际关系均势体系，代之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那时起，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原则，逐渐成为美国对外关系话语的主线之一，并同诉诸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和平等原则纠缠在一起。二战后，美国凭借绝对实力试图主导全球国际关系重建，但是罗斯福倡导的世界体系，作为“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秩序愿景的更新版”，“最后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成了西方体系，“成了美国的国际延伸物。”(1)自由主义体系一方面服务于美国各种国际行动，另一方面进入国际关系理论阐述和话语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冷战期间，美国借此与苏联阵营对抗，冷战结束后，将之推向全球。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积极从事国际意识形态行动，以配合其开拓和支配世界市场的需要。
美国一贯相信自己的核心理念，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观自豪感。美国的自信有两百多年的国史根源，其思想文化界多年来连续不断地整理和论述所谓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2)“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3)“拯救世界论”(redeem the world)(4)以及“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5)，连篇累牍地宣扬类似的信念：“美国不仅是一个模范国家，而且将成为世界的守护者，规范其他国家的行为，代表世界最后也是最好的救赎机会。”(6)“美国重造(remake)世界的使命”“不仅由上帝也由理性证明，是为了进步和人类的完美。”(7)美国在标榜自己是人类灯塔时从不犹豫，哪怕被揭露弄虚作假欺骗世界也毫不在意，甚至还将自己的作假行为明目张胆地公开。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国际话语行动逐渐向中国集中。进入21世纪后，美国更是相继推行“软实力”战略和“巧实力”战略，以重塑其全球战略，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继苏东垮台后，美西方价值观渗透行动再次产生恶果，如中国西藏和新疆发生暴恐事件、中东北非发生等。随着2010年中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2015年，经过对华战略大辩论后，美国朝野基本达成共识，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8)。美国人还认定，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促变”战略已彻底失败。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就此放弃价值观外交。例如，奥巴马在2014年第三次会见。2018年，美国突然发动史无前例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全面展开“战略阻断”行动(9)。至2022年，美方甚至宣称“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接下来的十年对于美国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竞争“具有决定性意义”(10)。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虽然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策略下更多地走向单边主义、现实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但是美国行政系统、立法系统以及智库系统等并没有减少价值观外交行动。实际上，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与拜登政府时期，伴随着日益扩大的打击面，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行动也愈来愈频繁激烈。其行动方式优化和整合成了“三全”策略：全主体参与，即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学者、全球盟友和伙伴以及跨区域和区域组织等几乎所有主体的联合(11)。全领域开展，即横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情报、科技、网络、健康等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全题材攻击，包括贸易政策、科技产品、政治体制、军事力量等各领域的具体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和伦理价值的方方面面，如性别、女权、动保、芯片等。其中多个看起来与意识形态无关的部门、主体和题材，都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意义，都在产生意识形态话语。纵观美国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策略，价值观征服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同为其维护霸权的重要手段，在与对手竞争中使用哪一个或哪几个，完全取决于对手实际状况。至于对手败于其中哪一个或哪几个，也取决于对手自身的实力和反应。苏联与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竞争即使处于下风，也不至于垮台，但是价值观投降却是致命的。
特朗普在共和党中属于另类，与共和党建制派差异巨大。自第二次执政以来，他积极推行去价值观政策，对外以全面关税战将第一任期时奉行的单边主义推向极致，对内则削弱的“多元、平等、包容”等普世价值议题以及对外意识形态行动机构，形成了以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为核心的“特朗普主义”，其主导的美国国家系统短期内弱化意识形态外交已经是事实。如此行动主要有两个根源：第一，三十多年来美国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大量从事制造业的中下层白人失业，这本质上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因此，特朗普提出仅以制造业回归为核心的MAGA运动，就能回应支持者的根本诉求，抓住民意基本盘。第二，特朗普并没有将加强与全球盟友合作和价值观外交作为推动MAGA运动的必要组成，反而提出“美国优先”策略削弱之，不可否认如此逻辑有其个人思维方式的作用。特朗普原本是一个主要从事美国房地产交易及赌场等业务的商人，其根本利益和世界观都源于美国本土而不是全球。他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思维方法和行事风格，即围绕实际利益最大化进行交易，鄙视“胸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博爱仁慈的目标来做生意”(12)。即便如此，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作为美国国际关系行动核心资产和维护美国霸权关键一环的价值观输出和绝不会长期脱离美国国家系统。就当下短短几个月处处蹩脚的政策效果来看，内外交困将是特朗普未来必然会面临的处境。目前的事实是，除去特朗普个人以及绝对忠诚于他的执政团队少数人外，系统、共和党其余系统以及相应智库和基金仍然在维持价值观行动。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巨大压力，背负世界“灯塔”包袱的美国必不甘心退缩，一定要“竞争胜出”(out-competing)(13)。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在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奈何不了中国的情形下，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挥舞他们引以为豪的“普世价值”来与中国缠斗，过去是、未来也将是对华行动的基本手段。而在特朗普这里，他还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巨大压力叠加在自己身上，因此，就其第二任期来说，也不排除他在绝望时可能重构全球盟友和伙伴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关系，甚至将价值观较量一定范围内纳入政策选项之中。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行动优势还将持续，因其垄断了主要国际信息平台，英语是主要国际传播语言，其“建构”的中国信息可以畅行无阻，而中国的真实信息则难以传播，且被有意屏蔽。同时，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身还很强势，其内容和逻辑对于很多落后国家来说还具有广泛吸引力，其国际话语行动也绝不会改变其霸权性质。另一方面，习多年前指出的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挨骂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声音还比较小”等问题(14)，目前还没有根本性改观。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提出的提升国际话语权问题，必须深入剖析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及其行动，把握其本质和行为方式，并给出应对之策。
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清晰完整的结构，总体上就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自由民主为贯穿始终的主线。相应地，在表述上就是以自由民主为基本概念，再从中演绎出若干层次的派生概念，并以之进行判断和推理，构成一个论述框架。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质上是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战略工具，一个多世纪以来，其国际话语行动的主要对象有很多，但以社会主义为主，其核心话语即所谓的“专制”(“威权”)和“极权”。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话语在结构上高度匹配其总体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冷战结束后，一直将中国作为其话语逻辑的主要“验证”对象。
诉诸主权和实力的“均势”思维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所谓的普世理念，与之相反，美国19世纪末开始全面参与全球事务时的公开理念则是其自称的“人类主义”。1918年，威尔逊表示，他勾画的国际和平方案贯穿着一个清晰的“对所有人民和民族的正义原则”，即“无论是强是弱，他们都有权利依据同样的自由和安全而彼此生活在一起。”(15)二战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战略，其国际话语行动无不以自由民主理念以及人权观念来引领。1990年，美国政府声称同其盟友拥有“共同道德愿景”，即英国的大、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民权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反应的都是美国及其盟友共同的道德愿景(16)。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体现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 of freedom)(17)理念。2010年，奥巴马政府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明确将“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列为持久的美国利益(18)。特朗普政府也强调自由，声称“自由、自由企业、法律之下的平等公正以及每个人的生命尊严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中心(central)。”(19)拜登政府则突出强调民主价值，其制定的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民主是“核心(the core)”，强调这是美国同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合作必须贯穿的共同意识形态(20)。
自由民主作为价值是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的主要精神果实，被美西方确立为人类精神的核心，成为其解释世界的总体性理念，可以说处于其话语体系的最高位置。宗教神早已处于自由民主的下位，以“宗教自由”的形式出现。同时，自由民主话语也已被建构为西方认知模式最坚硬的内核，不管非西方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如何成功，都无法改变他们继续用其来论述自我和世界。当然，他们也不会主动生产另一种不以之为基础的话语体系。因此，确定了自由民主的最高地位，就可以以之作为他们论述的逻辑起点，统摄整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可以将其解释权紧紧抓在美西方自己手里;可以树立起最大的话语权，从而可以定义和评判所有“他者”。从效果来看，产生于美国摆脱殖民历史的自由民主价值呈现出重自由轻规则、重个人轻整体的特点，所以特别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心理，最能凝聚受众的片面共识。
美国一直将社会主义制度和新中国污蔑为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1949年，艾奇逊声称“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21)所谓的“外国帝国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苏联，民主个人主义就是自由主义。70多年后的2022年，拜登政府的国家战略继续将中国指摘为破坏民主的国家，所谓的证据则数不胜数，涉及方方面面，甚至使用“暴行”“侵略”等极端词汇来定性(22)。
确立了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后，第二步是建立一套规则，以便具体表现这个最高价值，并将其作为评判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的标准。二战后，美苏主持创建了多种国际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冷战后美国主导了联合国等已有体系，同时自定了各种所谓的规则秩序。“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绕开联合国，“向世界提出了一套新的霸权契约”(23)。针对小布什政府的单边行为，使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个表述来批评共和党抛弃国际规则。而小布什政府不久也要求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接受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经济和政治标准”(24)。奥巴马两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国际规则和秩序，2010年和2015年的美国国家战略都专门设置了“国际秩序”部分来讨论相关问题，声称“强有力和持续的美国领导”对于建立一个“促进和维护全球安全与繁荣以及各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权”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25)。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以来，美国朝野已经广泛使用类似概念。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将其内涵概括为“国际社会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建立的法律、协议、原则和制度所构成的体系”(26)。但他的解释存在严重模糊性，“关于谁制定规则、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如何遵守规则、维护什么样的秩序等关键问题”，“充满了随意性和选择性”(27)。对于美国国际话语行动来说，规定所谓的国际秩序是关键一环。在思想逻辑上，把自由民主最高理念转化为所谓的规则和秩序，就可以向全球受众呈现出美国遵循公认的规则做事的公平正义中立形象;就可以更容易地把自由民主概念同具体国家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方便美西方捏造证据，诋毁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更有利于诱导国际受众将美西方的行动归因于自由民主，将非民主国家的行动归因于专制极权，从而更容易蒙蔽他们。
新时代以来，中国陆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但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却在海上安全、贸易以及网络安全等方面直接或间接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规则。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国家战略污蔑中国利用了战后国际秩序，却没有变成西方希望的开放和民主国家，反而以牺牲他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拜登政府对所谓的中国违背国际规则秩序的指责声调陡然上升，2021年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将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性挑战的竞争对手。”(28)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则声称中国是“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并且日益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唯一竞争对手。”(29)前后仅一年多，拜登政府对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定性就从“挑战”变成了“重塑”国际秩序。
奥巴马政府明确将美国及其盟友定义为民主国家，将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定义为反对民主和人权的威权国家。特朗普政府的国家战略则将世界分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组成的自由国家，以及其他所谓挑战势力，即中国和俄罗斯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势力，伊朗和朝鲜是所谓的无赖政权，并将双方的矛盾定性为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国家同压迫个人并强制统一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拜登政府承袭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话语逻辑，更加偏执地将全球划分为民主自由国家和专制极权国家两部分，2022年国家战略专门拟出所谓的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竞争性质的论题来强化两个阵营及其相互冲突的价值。
在美西方话语中，社会主义中国是反自由民主和国际规则的，所以，中国要么会失败，要么发展了也会危害世界。美国实际上就是以此逻辑来搜罗证据的，前者形成了“中国崩溃论”，后者形成了“”。自1989年以来，“中国崩溃论”经历了“中国政治崩溃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社会崩溃论”“中国金融崩溃论”四轮高潮(32)。“”来自1990年8月日本村井友秀发表的《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1992年美国和日本再次抛出“中国威胁”论调，并炒作至今(33)。拜登政府2021年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国际关系活动寻求不公平的优势，侵略性地和胁迫性地行动，破坏开放和稳定的国际规则和价值，侵蚀了美国的战略优势，因此，美国要通过加强和捍卫盟友和伙伴网络并加强国防投资，以遏制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欧洲的“中国威胁”观念，目前已经渗透在美西方对华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美西方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正确”。
美国一贯自诩自由民主的“灯塔”。“从立国开始，就一直相信自己的天命是通过民主示范，使自由和社会正义普及全人类美国不仅要成为让其他民族效仿的优良的国内民主生活方式的灯塔，而且还要成为在道德上优于他人的国际行为的楷模。”(34)里根政府宣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的一个灯塔(beacon)。”(35)克林顿政府宣称：“我们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世界上自由能给人们带来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证。”(36)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自由平等和个人尊严是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仍然是自由和机会的灯塔，其任务就是把美国的伟大作为世界的光辉榜样。拜登政府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声称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灯塔，其他国家的自由与美国的安全、繁荣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
客观来说，美国着力宣扬自己是灯塔，成就了它的国际话语权优势。首先，使美国在国际话语中具有了价值和信仰上的优势。对于无数非美世界受众来说，美国是先验的高等国家。只要说自己属于美国，那么，无论他是什么人，甚至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无家可归者和“民主的”吸毒者。其次，大大增加了美国的吸引力。布林肯提出，“美国最强有力的、甚至是魔幻般的事情”就是“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各地才华横溢、奋发努力的人才的目的地”。他得意地宣布，数百万名来自中国的学生来到美国学习和生活，“同美国人建立起毕生的纽带”(37)。再次，为美国霸权行动提供了合理掩护，甚至为他国的“精神美国人”背叛国家提供了理由。最后，美国代表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众多国际受众的思维定式，所以，不管美国现实中出现了多少反面例证，也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其自由民主的形象。
特朗普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继续推行其第一任期的驱逐移民政策，近期甚至开始大幅限缩国际留学生签证，并以存在反犹主义、歧视白人和男性以及纵容等“意识形态疾病”为由取消哈佛大学国际学生项目资格(38)。尤其是针对中国留学生，国务卿鲁比奥更是放出狠话，要“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39)，其实这才是这次行动的关键。综合考察特朗普政府各项具体移民政策可见，其主要针对的是非法移民或难民以及他认为威胁美国技术优势、对美国不忠诚的留学生和科技人员，并没有完全禁止杰出人才和专业人才的正常移民。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继承了“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和“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要通过美国优先行动夺回美国“作为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最受尊敬国家应有的地位，激发全世界的敬畏和钦佩”，“让美国再次受到尊重和仰慕”(40)。他主观上是要重建而不是削弱美国灯塔国形象。
美国将自己描述为“灯塔”和“榜样”，自然就推导出它可以也应该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自从参与全球事务以来，虽然一直并不讳言为了美国利益，却也一直标榜为了全人类利益。奥巴马政府声称，为维护世界安全、繁荣和人权，“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问题从来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而是我们如何领导。”(41)而拜登政府宣扬的美国全球领导事务，涵盖了气候变化、能源、大流行病、粮食、军备、核不扩散、、技术、网络空间、贸易与经济、区域关系、北极、海洋和太空等方方面面。
以上所有话语最终归结为针对中国的行动“塑造”(shape)中国。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可以大致分为19491972年、19722016年以及2017年迄今三个阶段。美国在第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华奉行遏制战略;第二阶段转向接触战略，同时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和防范对象;2017年后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实施“全面竞争”战略(42)。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霸道地宣布要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要同其他国家一道塑造新的全球准则和协议。布林肯对华演讲宣称“不能指望北京改变它的轨道”，因此，美国“将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以推进“建设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43)在叙述自己的国际行动时，美国一直将自己作为主语，声称美国有义务带头塑造国际规则和制度，包括塑造亚太地区的长期发展道路，凸显了其话语的霸权本质。
自由民主概念在美西方理论界经历了长期的极为细致的区分和辨析，其理论光谱斑驳陆离，从未统一。与理论家的广泛争议和论证相反，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自由民主概念则十分简明和统一，其叙述和传播总是以抽象和普遍的形式出现。从美国《独立宣言》到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再到美西方主导的《世界人权宣言》，自由一直被宣布为人人生(are created， are born)而就有的，但是从来没有被精确定义和论述过，几乎没有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民主概念也类似，在词源上看起来就是“人民”和“统治”的组合，但是，对其含义、思想历史及特征存在大量分歧，“有关民主本质的争论一直特别强烈地反映在欧洲和北美的知识传统中”(44)，从最初含有资产阶级革命内容，最后也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纯粹民主”。
正因为自由民主的概念极为抽象模糊，所以特别适合其受众追求普遍性和简单性的思维特性，也就是特别容易征服人们的认知。因为一般受众没有能力识破绝对抽象和普遍的自由民主的虚假性与欺骗性，甚至相反，会在理智上臣服于乃至崇拜这些概念。一般受众习惯于或者说只能使用少数几个简化而固化的概念来分类和定性事物，因此，美西方孜孜不倦建构起来的民主与专制二分认知模式简化和僵化历史与现实叙事，就可以让受众更容易建构关于自我价值和客观世界的认知。一方面，他们只要挑选与自由民主话语一致的信息就够了，不需要将国际社会的复杂多样呈现给一般民众。另一方面，也特别适用简单归因逻辑：所有好国家就是民主国家，所有坏国家就是专制国家;反过来，所有正确、善良和成功都来自自由民主，所有错误、邪恶和失败都源于违背自由民主的专制极权。当然，其实质是所有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所有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就是专制国家。
美国理论家用五个词来总结美国：“自由、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放任”(45)。个人主义是支撑美国自由民主价值的主要内容和线索之一，个人主义话语逻辑极易占据民众心智，获得广泛认同和传播。一方面，个人主义把个人自己作为目的，强调个人至上、个人中心和个人利益，反对各种集体力量和权威的支配。作为美国意识形态话语，自由民主理念的切入点是个人，主体是个人，目的也是个人。因此，受众接受的自由民主信息就是个人的自由民主，直接与个人自我感受联系在一起，这当然要比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个人追求的价值。另一方面，美国的个人主义又是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理念和价值，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其国家的主流价值，“对国家的热爱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的热爱。证明一个人的忠诚意味着向个人主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价值致敬。”(46)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两方面看似矛盾，但对美国人来说，追求个人主义与热爱最大的集体美国，两者是一致的。对他国尤其是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受众来说，他们在把自由民主等同于个人主义的时候，不但会反对各种权威乃至自己的国家，而且还会接受美国作为自己的灯塔之国，幻想美国作为自己的新国家来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价值。
美国通过长期传播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典范，让世界民众形成了美国代表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模式和思维定式。整个美西方已经在信息来源上就把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定位成了非民主国家，同时屏蔽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因此，民众没有其他更高层次的民主来做对比。所以，哪怕美国再有多少具体问题，也不会破坏美国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固有形象和认知，美国仍然是无数人追求个人价值和出路的彼岸世界。拜登政府2021年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宣称：“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作为避难所的承诺，以及我们保护那些在我们海岸寻求庇护的人的义务。”(47)布林肯在对华演讲中则声称全球最杰出的人才在美国学习和居住，肯定非美国出身的人才对美国的贡献，强调“在一个由一代代移民为实现人人都享有机会的承诺而建设的国家里，种族主义和仇恨绝无立足之地。”(48)对于他国那些不满现状或逃避现实者、试图改变命运者、企图东山再起的失败者等，只要接收了这些信息，都有可能将美国作为逃避失望或绝望的彼岸，美国已经成为他们虚构出来的自我感动的情感寄托。
美国对华话语行动的效果有赖于对中国信息的控制。为此，美国多年来一直积极从事认知战。从目标来看，美国凭借平台和语言优势，屏蔽、篡改和虚构各种关于中国的信息，不断充实其话语，就是要将中国塑造成专制集权、远离现代文明的形象。从题材和议题来看，这涉及各个层级。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如2023年2月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谴责社会主义”的决议案，污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点名指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领导人。社会生活层面的议题则无穷无尽极其庞杂，几乎每天都发酵于国际网络中。拜登政府甚至把“LBGTQI+群体权利和妇女赋权”等列为临时国家战略行动内容。从方式来看，美国认知战有其精心设计。冷战开始后，美国政府长期从事“秘密宣传(Propaganda)”行动，包括“白色宣传”，即“为了战略目标而公开传播真实的但常常带有偏见的信息”;“灰色宣传”，即“对政府政策路线的隐蔽和未被公开承认的传播”，如“付钱给目标国家的记者撰写有利于美国的报道”等;“黑色宣传”，即“通过使用虚假信息或欺骗来有目的地操纵目标受众的看法”，例如冷战时“赞助苏联和东方集团叛逃者以及美国学者撰写的产主义书籍”等(49)。秘密宣传由中情局具体负责，在改变他国民众认知、制造恐慌和颠覆政权等方面成效显著。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后国际形象不佳，美国放弃宣传概念，使用“传播”概念来表述其国际线年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制定了《战略传播报告》，提出“信息操控(operations)”技术的新概念，其中一个方式是心理操控。所谓的“心理操控”就是“向外国受众传达选定的信息和指标数据(indicators)，以影响他们的情绪、动机、客观推理，并最终影响外国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行为。”苏东剧变后，美国及其盟友自然将唯一的“”大国中国作为认知战的主要对象之一。例如有“第二中情局”之称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多年来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借口大量炮制涉华谎言谣言，策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分裂暴乱，乃至资助“”“”“蒙独”“港独”“”“东突”“”等，恶行罄竹难书(50)。总而言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美国从没有改变其阴暗的认知战策略。
美国自由观念源于最早一批殖民者在新大陆追求宗教信仰自由、自由迁徙、自由贸易和竞争以及反抗英国统治。民主首先来自其追求独立、自行组织政府以实现自治的社会生活。欧洲资产阶级提出自由民主观念主要由于反封建阶级斗争、自由贸易和开拓全球市场的需要，分权思想则来自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和分享统治权的需要。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产生于现实的利益斗争和物质生活需要，并以实现它们为目的。但是，资产阶级话语并没有将物质生活论述为他们追求这些普世价值的本质理由，而是反过来，将其作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因为资产阶级在革命期间，需要宣扬自己是为了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普遍的自由平等而斗争，以便激发群众热情，共同去革命。所以，起源于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自由民主就具有了“普遍性形式”(51)，自由民主概念就变成了绝对普遍的概念。如此这般，历史就被解释成了若干普遍观念的历史，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对这些观念的论证需要还原到阶级统治和人类实践中，“绝对不可能通过抽象的个人来还原”(52)，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恰恰要求将其诉诸个人的所谓的天(“God”“Nature”)赋本质。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主张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普遍性概念都是抽象的“虚假的观念”，因为他们无论是革命还是统治，都在使用这些观念来把自身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53)。当群众也认为这些观念是自己的本质，想象自己与剥削阶级一样自由平等的时候，资产阶级用“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进行“意识形态的欺骗”(54)的目的就达到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欺骗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他们主张的普遍观念，同他们借助这些观念来实现自己阶级特殊利益之间存在着激烈冲突，这就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中生成了不可消除的基本矛盾。
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观念及其话语结构被运用到国际关系中的时候，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也生成了同样的普遍性观念与特殊性利益的矛盾。伊肯伯里指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在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和均势之间、霸权和民主共同体之间、自主性和普世人权之间、主权和国际权威之间存在冲突(55)。一方面，美国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处于“特权地位”，掌握优势权力;另一方面，这个秩序又是由建立在“尊重、互惠和共识性管理”规范基础上的所谓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体系，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强国在经营自由主义秩序方面的主导地位和民主共同体的共享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56)，这个矛盾体现了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的虚伪本质。米尔斯海默指出，政策精英们在公开场合“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学术界特别擅长抬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精英们却是满口权力语言，“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要求行事。”(57)自由主义观念是其对外主导话语，但本质是虚伪的观念，不仅因为它作为历史的根本动力是虚假的，也因为它被描述为美国遵循的根本价值是虚假的。
美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无法回避的漏洞。美国习惯于以霸凌手段捞取其特殊利益，但总因捞取过多而严重损害其他国家，被他国察觉。所以，不管是否自觉，不管正面反面，美国对外话语行动其实也是在缝补这个漏洞。从方式来看，或者事先屏蔽可能暴露漏洞的信息，或者掩盖已经暴露漏洞的信息，或者攻击他国以转移对已暴露漏洞的关注，或者制造劲爆信息对冲暴露漏洞的信息等，无所限制，有效即用。在策略上，无非塑造自我、拉拢盟友和伙伴以及诋毁敌对国三类。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总是表现出与其盟友和伙伴的亲密关系，这在话语意义上就是证明其作为灯塔和领导者得到了广泛支持。在诋毁他国时，其手段多种多样，诸如撒谎、作假、污蔑、利诱、污名化和妖魔化等。在进行心理操控时，欺骗是其基本手段之一。在其军方公开出版物中，堂而皇之地将欺骗定义为“通过操纵、歪曲或伪造证据来误导敌人的措施，以诱使敌人以损害敌人利益的方式做出反应”，还论述了“欺骗目标、欺骗对象、欺骗的感知、欺骗故事和试探性的欺骗手段”在内的整个欺骗行为过程。另一个制造污蔑之词必用的话语手段是“动机论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可以在非法律意义上类比使用，指的是在没有直接证据和直接关联的情况下，推论某种状况或事实是某个活动或某人行动的结果。美国的“有罪推定”手段则更胜一筹，即以自己虚构的关于他国行为的动机来指责对方，而不管对方是否真实开展了行动，有无基本事实。例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方多次指责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布林肯2023年3月1日声称“中方一直背道而驰，助俄进行宣传，现在正考虑向俄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58)同样的话语方式在“一带一路”倡议、南海以及中国援非等问题上也已多次出现。美国这种从敌我两方面缝补漏洞的话语方式几乎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这恰恰证明，其国际话语逻辑的缺陷是内在的和结构性的，只要其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和霸权主义性质不变，这些漏洞将始终存在，相应的话语缝补行动也将长期进行。
关于中国国际传播和国际线年习提出了系统性战略规划，明确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线)十多年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就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提出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针对性要求，科学部署并稳步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以及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再次要求“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60)。
新时代以来，习沉着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风险和国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主张和倡议，构建了一个科学的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有力反击了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径，广泛传播了中国声音，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国际话语传播实践方面，十多年以来，习利用各种世界性机制平台，在密集的国际活动中传播中国主张中国故事，极大拓展了中国话语的受众范围，改写了国际话语权格局。在习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机构及其人员、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相关群体和民众，利用各种媒介，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传播中国理念和故事，取得了显著成效。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还是受制于美国话语霸权，尤其国际话语平台阵地和国际话语行动通用语言两个方面还是“卡脖子”环节，国际国内还不能全面互联互通形成合力。因此，要尽快创建中国主导的国际话语和国际传播通用平台，主要是可供世界各国受众使用而不可隔断的网络媒体。此通用平台传播用语要引入可靠翻译模型，能实现各国语言自如转换，打破语言壁垒。在努力突破平台和语言限制、畅通国际国内传播双循环的同时，还应基于现有成就大胆创新话语行动方式，以更加有效的策略方法引导世界舆论走向，反制美西方话语行动。
中国国际话语体系需要尽快形成“人追我”的话语行动态势。目前中国国际话语阵地战主要依赖数量有限的外事人员和旅居国外人员，他们表现出了十分犀利的一面，但总体上我们还是在追着美西方话语行动被动反击。“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61)，因此，随着国家由大变强，“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从消极防御走向积极防御、从被动防范走向主动建构，构建新的国际意识形态安全体系。”(62)美西方政界和学界不会主动围绕我们的核心话语展开叙事，但我们的行动方式，无论是议题设置、议题内容还是传播形式，其目标恰恰是让他们不得不围绕我们的话语来旋转，最终是让世界人民使用中国的理念和概念来表达关于世界和中国的认知。
传播中国国际话语，就是要在态势上向全世界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后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会妥协和放弃。在美西方话语体系中，论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总是要让全世界受众感觉中国输了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全球受众已经太久没有听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言说了。我们必须在国际话语舞台上呈现中国编剧的角色和故事，引导美西方受众甚至迫使美西方顽固派观看和讨论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鉴于其文化传统以及将中国定位为当前的“竞争者”和未来的“替代者”，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西方不会将同中国合作共赢作为主要道路选择，所以中国话语行动要确立一个认知底线：对于美西方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绝不会接受或容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直到我们强大到无法被他们“竞争胜出”为止。因此，中国国际意识形态传播策略不能是一厢情愿的，不能奢望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的友好与成就，他们就会主动心平气和地来了解我们，甚至主动调整自己的核心价值。
首先，在构建原则方面，要把人类历史视野和当代中国视野结合起来，因为中国的发展体现的是世界的发展。一方面，要构建人类历史话语、世界各国历史话语和当代世界话语。另一方面，要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构建当代中国话语，勾勒中华文化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捩点上论述当代中国道路，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谜。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国际受众不会只关心纯粹的中国问题，更可能好奇中国为世界文明发展探索了什么新的可能。因而必须讲清楚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当代中国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开展意识形态行动需要的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基本理论体系是有区别的。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中开发和转化出简明扼要的意识形态行动话语。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行动的主要对象不是世界各国理论家，而是广大非理论专业人员，目的是为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取世界舆论支持。因此，它必须具有集中的价值理念和简明扼要的叙述逻辑。一方面，要与美西方最高价值理念相对应，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必须回答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但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自由民主，在概念体系上派生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如何避免与美西方同样的抽象表述，需要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仅有自由民主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概括已有理念和理论，凝练出若干既能适应话语行动需要和国际受众心理特征、又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简明概念。
再次，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转化出国际意识形态行动话语，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层面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苏东剧变后，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客观的研究基本停滞，剩下的就是粘贴专制极权标签。除了中国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客观来看，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相较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很小。一百多年来中国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应该以大众化话语形式传递给世界人民。正如习指出的，“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63)
面对美西方的霸权行径，新时代国际关系实践的一条宝贵经验是“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有力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64)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行动在以立为本的同时，也应立破并举，必须针对美西方话语渗透、攻击和颠覆行动，自觉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而在理论上，我们之所以能够揭露和批判美西方话语体系及行动漏洞，是因为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是真正的和真实的自由民主思想，弘扬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牢牢占据着真正的“国际道义制高点”(65)。
一方面，美西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活动是专业的和系统的，涉及全主体、全领域和全题材。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质谱系十分复杂，其中少部分是直接论述各种政治问题的，意识形态属性强;大部分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同政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美西方国际意识形态话语行动除了直接针对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外，更多的是采用了针对后者的文化产品和社会科学输出的形式，都或多或少掺杂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观点，其作用就是慢火细熬、潜移默化。因此，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必须统合整个文化领域，既注意敌对势力的直白思想观念攻击，也关注那些处于意识形态谱系灰色地带的部分。习指出：“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正所谓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66)黑色地带的部分容易被看见，但灰色地带的部分往往容易被忽视。相应地，在斗争主体和机制上必须是全社会全要素参与，应由中央主导，将思想宣传单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单位、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个人以及技术单位组织在一起，集中统筹、规划和协调，形成斗争合力。
美西方国际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具有强烈的迷惑性，必须用科学的自由民主理论和真正的自由民主制度来加以揭露和批判。例如关于民主的批判话语，其核心就是要揭露西方民主的虚假性。首先，西式民主是金钱民主，在选举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金钱收买现象，是资本扭曲了民意。其次，西式民主在本质上可归结为竞争性选举，但其运作质量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程度紧密相关。候选人为了保证选票，必然针对特定选民投其所好，并贬低竞争对手，这必然导致国家整体选民分裂为激烈冲突的双方或多方，造成共同体分裂，根本没有全国性的普遍民主可言。再次，一人一票的竞争选举恰恰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次性剥离，人民的参与极其有限，被选出的领导人和代表并不能真正、长久地代表他们的利益。最后，西式民主在理论上强调分权制衡，但在现实运转中，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之间必定常常互相推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导致民主劣化为低效民主。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斗争应该借助各种国际舞台来对比中西方自由民主，在对比中突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确保人民在政治决策各个阶段都能参与和发挥作用，是真实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我们不能只说对方喜欢听的话，不说对方不喜欢听的话，要用我们的真理去批判国际社会中的错误思想，去衡量美西方政治经济的得失。不能运用资本主义话语逻辑来阐述我们社会主义的话语内容，更不能配合对方来减损我们自己话语内容的体系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正因为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牢牢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所以可以“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67)。虽然美西方把持着主要的全球性媒体，长期屏蔽中国的正面信息，利用一切机会塑造中国封闭、专制和落后的形象，使得世界人民尤其是美西方普通民众误解中国，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也由于中外经济、教育、文化和旅游等方面的长期交往，包括美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也形成了不少亲近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民众、政党和组织。他们了解中国真相，不仅是沟通桥梁、传播使者，更是说服力量，因此要加强同他们的团结和交往，要借助他们多层面展示中国的美好，同时揭露美西方媒体的黑色滤镜。更重要的是，要在他们的行动基础上不断扩大国际友好力量乃至斗争力量，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实现话语斗争的胜利。
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中国国际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的解读，是与美西方国际话语体系的正面对垒。但是要让世界人民特别是美西方受众广泛了解和思考中国道路和话语，在美西方拒绝和屏蔽中国主流叙事的前提下，非创造有强烈吸引力的独特方式不可。只有引导世界人民跨越心理、地理和技术障碍，主动打破美西方对华话语壁垒，冲击美西方顽固派的自由民主硬核，才能实现中国价值、理论和实践的完整国际传播。
目前可以将创设和发挥中国思想文化话语版本作为突破口。思想文化版本是话语的载体，高中低内容兼顾，形式活泼而多样。多年来，中国缺少国际话语权的表现之一是缺少一批可持续的、可引发国际受众积极参与的中国话语版本。各种国际性商业贸易、文化体育和学术科技活动一直是我们沟通世界的平台和形式，但是，其中大多数仍是美西方版本，中国参与基本上是顺应和证明对方的话语逻辑，或者顶多表现一下我们的新理解，例如奥运会等。在国际政治层面，除了我们自己创设的少量平台外，在其他平台上基本是各自表述甚至妥协退让，问题也出在非我版本上，美西方希望看到的只是中国人接纳和融入他们的体系。更有甚者，他们还会自觉和破坏中国版本，例如孔子学院的遭遇。在思想理念方面，美西方话语视中国如同水火，甚至还设立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评价版本，有选择地诋毁中国形象，例如诺贝尔和平奖等。
综上，在我国原有话语平台和话语版本的基础上，可集中于中国特色版本方面构建以下行动：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创设全球性政治制度评价版本，设立全球政治、国际关系、民主和历史等研究项目和奖项。在经济社会层面，创设全球技术进步、全球和各国经济研究和评价、全球商业和全球慈善等研究项目和奖项。在文化生活层面，创设有高额奖励的全球性文学艺术、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民族体育赛事等研究项目和奖项。还可以依据前述这些研究项目和奖项，设立各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排行榜，推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这些奖励和活动都要贯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叙事逻辑，其中应有中国地域、历史、人物和马克思主义相关人物事的命名。以上中国话语版本活动有破有立，直击美西方话语理论漏洞，从民间入手，体现个人价值，突出情感体验，可能吸引大批全球受众参与，从而以点带面，快速形成“人追我”的话语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