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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后以来“长和平”可能终结的原因，艾利森和温尼费尔德提出五个突出因素。其中两个与美国内政外交现状直接相关，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分裂严重，尤其在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全球秩序问题上摇摆不定；二是在军事上过度扩张，21世纪伊始美军就接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即是典型例证。另外两个因素则是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眼中的“竞争对手”使其在战后尤其冷战结束以来的绝对优势地位遭到一定“挑战”；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趋同导致美国经济优势相对削弱，在世界多极化大势下，美国约束甚至控制其他国家的能力下降。还有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健忘症，因为经历过大国战争的人们大都逐渐逝去，长期生活在和平世界的人们对防范残酷战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失去敏感性。归纳起来，以上五个因素直接或间接都与美国霸权衰落有关。问题提出来了，答案何在？两位作者提出，“为了延续世界经历前所未有的无大国战争时期的特殊局面，如今需要美国再次迸发出类似的战略想象力和国家决心”。换而言之，只有重振美国的霸权地位，“最长和平”才能延续。
其实，美国冷战史学者约翰·加迪斯在1987年出版的《长和平》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问题，即二战后国际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设计的一战和平协议长了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斯麦的19世纪国际体系。且与先前体系不同的是，当时它在已经历40多年之后，依然没有显现行将瓦解的明显征兆。彼时冷战还未终结，加迪斯主要总结了在美苏阵营对抗形势下维持“长和平”的因素：尊重对方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等等。彼时，美苏之间“冷战”成了防范大国之间直接热战的主要机制。
一是核武器及其威慑效应成为阻断大国战争的主要机制之一。核武器发明出来之后，短短3天内使用了两次，自那以后再也没被使用过。作为“绝对武器”，核武器已经侵蚀到了人类的存续。核武器出现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越来越成为双方乃至世界的“不可承受之重”。就此而言，二战后的和平一定程度上也是“核武和平”，即核武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2022年初，五个核大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是大国和平或者“无大战的世界和平”的基础。
二是二战终结了帝国时代，主权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行为主体，数量从50多个增加到近200个。与此同时，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呈现几何指数级的增长。冷战期间，美苏各自构建同盟体系，但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广阔“中间地带”，主权国家数量增加意味着霸权国的主导能力下降，因为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择空间，不会形成一战之前那样刚性的同盟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一度试图整合其他国家形成联盟，但随后俄乌冲突没有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重大安全事件，而是依然表现为区域化或局部性。集体行动困境阻断了一场地区性危机螺旋上升为世界性大战的机制，尤其是大国政治越来越区域化，美国以“西半球优先”则会下放或转移在其他地区的同盟义务，避免“同盟牵连”风险。
三是冷战期间形成两个相互平行的市场体系，但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延展，基于国际分工合作的市场体系随之不断壮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澎湃动能。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紧迫任务，深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才能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而要促进发展，就需要有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这就使得“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战略论断引发广泛共鸣。
美国向着孤立主义回摆并在全球层面表现出战略收缩迹象，确实会给国际秩序带来影响，包括导致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进一步下降。就此而言，艾利森们对于“长和平”能否延续下去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要回到霸权的故纸堆里翻找，试图从中找到维系当前“长和平”的答案，恐怕也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徒劳求索。就此而言，对于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于已然变化的世界与依然僵化的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前述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说过，历史不会容忍那些过于自信地试图预测其未来走向的人。当今世界要想维护总体上的持久和平，就需努力维持和夯实和平支柱，管控和消弭威胁和平的因素。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重塑人类生存状态。某种程度上说，两次世界大战都与人类没有意识和能力驾驭第二次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有关。当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开发等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和发展。那么，主要源自工业化时代的思维能够驾驭新的力量吗？基辛格去世前一直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忧心忡忡，毕竟，从国际关系史来看，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与颠覆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