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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电子竞技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但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却存在明显的分歧。一部分人将电子竞技视为一项充满激情和挑战的新兴体育运动，认为它能够培养参与者的团队协作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心理素质，同时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道路。例如，在一些国际知名的电竞赛事中，如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DOTA2国际邀请赛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在赛场上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和团队协作精神，吸引了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关注，这些赛事不仅成为了电竞爱好者的狂欢盛宴，也让更多人看到了电子竞技的魅力和潜力。此外，随着电子竞技被纳入亚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一些高校开设电竞相关专业，电子竞技的体育属性和教育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
“第三人效果”理论为理解公众对电子竞技态度的分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时，通常会认为传播内容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在电子竞技的语境下，这意味着那些反对电子竞技的人可能会高估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等群体的负面影响，而忽视其积极作用；而支持电子竞技的人则可能会更客观地看待电子竞技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因此，从“第三人效果”视角研究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公众态度形成的心理机制，揭示不同态度背后的影响因素，为促进电子竞技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正确认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研究旨在从“第三人效果”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揭示态度形成的内在机制，并为电子竞技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具体而言，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探究公众在判断电子竞技对自身和他人影响时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偏差，以及这种偏差如何影响他们对电子竞技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同时，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背景因素的公众在“第三人效果”认知和对电子竞技态度上的差异，为精准化的传播策略和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本研究对于电子竞技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产业发展方面，有助于消除公众对电子竞技的误解和偏见，提升电子竞技的社会认可度，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通过揭示“第三人效果”对公众态度的影响，电竞产业从业者可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电子竞技的价值和意义，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和资源进入该领域，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政策制定方面，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了解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及其形成机制，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电竞产业发展政策、规范行业秩序、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做出科学决策，实现电子竞技产业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学术研究层面，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丰富了“第三人效果”理论的应用领域。将“第三人效果”理论应用于电子竞技这一新兴领域，拓展了该理论的研究范畴，为进一步验证和完善“第三人效果”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有助于深入理解大众传播在不同社会议题上对公众认知和态度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促进了传播学与体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从多学科视角研究电子竞技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有助于推动相关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发展。
问卷调查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问卷，广泛收集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背景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认知以及他们对电子竞技对自身和他人影响的判断。问卷内容涵盖了公众对电子竞技的基本认识、参与程度、对电子竞技正面和负面影响的看法，以及在判断这些影响时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偏差等方面。例如，设置问题“您认为电子竞技对您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和“您认为电子竞技对与您年龄相仿的其他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有怎样的影响？”，通过对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分析公众在认知上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运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确保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观点，从而为研究提供广泛的数据支持。
访谈法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进一步深入挖掘公众态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针对不同背景的公众，包括电竞爱好者、家长、教育工作者、电竞从业者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在访谈过程中，鼓励受访者分享他们对电子竞技的真实感受、态度形成的经历和影响因素。对于一位反对电子竞技的家长，详细询问其反对的原因，是担心孩子沉迷影响学业，还是对电子竞技本身存在误解等。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深入分析，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公众对电子竞技态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问卷调查结果提供更丰富的解释和补充。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多方法结合的方式，将问卷调查、访谈和案例分析有机结合。问卷调查能够获取大量的数据，从宏观层面了解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和“第三人效果”的存在情况；访谈则从微观层面深入挖掘个体的态度和观点，为问卷调查结果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案例分析通过对具体事件的研究，验证和深化研究结论，增强研究的说服力。这种多方法结合的方式弥补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更加全面、准确、深入，为电子竞技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借鉴。
电子竞技，作为一个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领域，其定义在学界和业界逐渐达成共识。电子竞技是以电子设备为载体，在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依照统一的比赛规则，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和体力相结合的对抗性体育运动。这一定义明确了电子竞技的几个关键要素：首先，电子设备是其不可或缺的载体，从早期的家用电脑、游戏机，到如今高性能的专业电竞设备，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着电子竞技的发展。例如，高刷新率的电竞显示器能够提供更流畅的画面显示，让选手在激烈的比赛中更清晰地捕捉对手的动作；机械键盘和专业电竞鼠标则为选手提供了更精准的操作体验，满足他们对游戏操作的高要求。
其次，电子竞技具有鲜明的竞技性。如同传统体育项目一样，电子竞技选手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提升自己的反应速度、手眼协调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以在比赛中战胜对手。在《英雄联盟》这样的团队竞技游戏中，选手们需要精确计算技能释放的时机、合理规划团队的战术布局，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心态，在高压环境下保持稳定的发挥。一场精彩的《英雄联盟》职业比赛，选手们的操作和战术博弈往往让人目不暇接，他们的竞技水平丝毫不亚于传统体育赛事中的运动员。
科技性也是电子竞技的重要特征之一。电子竞技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从游戏开发、赛事直播到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科技的力量无处不在。例如，5G技术的普及为电子竞技带来了更稳定、低延迟的网络环境，使得选手能够更流畅地进行比赛，观众也能享受到更清晰、实时的赛事直播。同时，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应用，为电子竞技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比赛现场，与选手一同感受紧张刺激的比赛氛围。
参与性也是电子竞技的一大特点。与传统体育项目相比，电子竞技的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只要拥有相应的电子设备和网络环境，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电子竞技活动中来。这种广泛的参与性使得电子竞技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从普通的游戏爱好者到专业的电竞选手，不同层次的人群都能在电子竞技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和价值。无论是在校园内的电竞社团活动，还是在社区组织的电竞比赛中，都能看到众多电子竞技爱好者积极参与的身影，他们通过电子竞技结交朋友、展示自己的实力，享受着电子竞技带来的快乐。
电子竞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举办了一场名为“星际空间战争奥林匹克”的比赛，比赛项目是一款名为《Spacewar》的双人射击游戏，这被认为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电子竞技比赛。当时的比赛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开启了电子竞技的先河。此后，随着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电子竞技逐渐崭露头角。1980年，雅达利公司举办了“太空侵略者锦标赛”，吸引了超过一万人参加，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进一步推动了电子竞技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竞技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网络游戏的出现使得多人在线对抗成为可能，电子竞技比赛的形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1997年，韩国举办了“韩国电子竞技大赛”，韩国的电子竞技产业开始迅速崛起。1998年，暴雪公司发行的《星际争霸》和1999年Valve发行的《反恐精英》掀起了全球电竞游戏热潮，这两款游戏以其丰富的战术策略和激烈的对抗性，吸引了大量玩家参与，成为电子竞技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在中国，电子竞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多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电子游戏在中国开始流行，游戏厅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电子竞技也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1997年，中国首个电子游戏比赛“金色分割线杯”在上海举办，标志着中国电子竞技的开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子竞技在中国迅速发展。2002年，知名游戏《魔兽争霸》在中国推出，其多人在线游戏模式成为中国电子竞技的又一推动力。2003年，电子竞技成为中国体育总局承认的第99个正式体育项目，中国电竞迎来了面向大众的机会。然而，2004年原国家广电总局的一纸公告，将电竞节目全部停播，中国电竞的发展遭遇挫折。
在艰难时期，中国仍涌现出众多热爱电竞、敢于探索的优秀青年。2005年，“人皇”李晓峰获得WCG魔兽争霸项目冠军，成为我国首位取得该项目冠军的选手，2006年他成功卫冕WCG冠军，这两次夺冠使得国内电子竞技文化开始沉淀，也让更多人思索中国电竞的发展之路。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改批为第78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同年中国电子竞技协会正式成立，开始发挥对电子竞技的管理和组织作用。2011年，全球经济回暖，资本重新注入电竞行业，同时《英雄联盟》国服发行，更多电竞俱乐部出现，参与各种赛事，中国电竞迎来了发展期。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设立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广泛展开赛事。随着直播平台进入电竞市场，大大增加了电竞的传播速度，使得更为广泛的人知晓。在电竞PC端快速发展的同时，移动端同样开始爆发，相关电子产品、大型赛事、俱乐部等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条系统化的产业链。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将电子竞技纳为表演项目，中国电竞代表团夺得2金1银；2023年，杭州亚运会将电子竞技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子竞技的发展。
当前，电子竞技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市场规模方面，据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电竞产业在剔除电竞游戏产品后，营业收入达到275.68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288.09亿元。全球电子竞技市场也在持续增长，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赞助。在用户群体方面，电竞用户数量庞大且稳定，2024年中国电竞产业用户为4.9亿，预计2025年将维持在4.9亿，全球电竞用户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赛事方面，电竞赛事的举办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2024年，省级及以上电子竞技非表演性质的比赛共有124场，上海、成都、杭州等城市成为赛事举办的重要据点。同时，电竞行业的产业链不断完善，涵盖了赛事运营、俱乐部管理、直播平台、周边产品开发等多个环节，电竞俱乐部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可查询的电子竞技俱乐部共有195家。此外，电竞产业还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国际电竞比赛和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中国自研电竞游戏赛事在海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吸引了超千万海外观众观赛。
“第三人效果”（TheThird-PersonEffect）理论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W.菲利普斯?戴维森（W.PhillipsDavison）于1983年在《公共舆论季刊》上发表的论文《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中首次提出。戴维森通过对大量传播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时，普遍存在一种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感知定势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中直接发生，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的反应行为来实现。
自戴维森提出“第三人效果”理论后，该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通过调查和实验方法，进一步证实并丰富了这一理论。研究范围也从最初的竞选宣传、广告等领域，扩展到新闻报道、政治运动、诽谤性信息、暴力信息、色情信息以及电视剧等多个方面。例如，在新闻报道方面的研究发现，当报道涉及一些敏感社会问题时，受众往往认为这些报道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影响更大，而对自己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在新媒体时代，“第三人效果”理论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大增加，信息传播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一些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第三人效果”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社交媒体上，人们更容易受到他人观点和行为的影响，“第三人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同时，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和匿名性也可能影响人们对信息影响的判断，使得“第三人效果”的作用机制更加复杂。
“第三人效果”的作用机制主要基于两个假说：感觉假说（PerceptualHypothesis）和行为假说（BehavioralHypothesis）。感觉假说认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会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对自己的影响。这种认知偏差源于多种心理因素。人们往往具有自我提升的心理需求，倾向于认为自己比他人更理性、更有判断力，能够更好地抵御传播信息的影响。在面对广告宣传时，人们会觉得自己能够理性地判断广告内容，不会轻易受到广告的诱导，而他人可能会更容易被广告所影响。人们对他人的了解相对有限，在判断传播信息对他人的影响时，缺乏足够的信息依据，容易产生高估的情况。
“第三人效果”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信息性质是一个重要因素。当传播信息涉及负面内容或偏见时，尤其容易引发“第三人效果”。在关于电子竞技的讨论中，如果媒体报道主要聚焦于电子竞技导致青少年沉迷、影响学业等负面内容，公众更容易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即认为这些负面信息对他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对负面信息往往更加敏感，担心负面信息会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从而产生高估其影响的倾向。
受众的个体特征也是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关键因素。个体与信息主题的关系亲疏程度会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强度。对于那些与自己或家人、朋友密切相关的信息，如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影响，家长会因为关心孩子的成长，更关注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从而更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政治观点、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会影响受众对信息影响的判断。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在对待电子竞技相关政策的传播信息时，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政治观点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第三人效果”。文化背景也会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模式，进而影响他们对传播信息影响的判断。
假设1：公众对电子竞技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公众在判断电子竞技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时，会出现“第三人效果”认知偏差，即认为电子竞技对他人（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这一假设基于“第三人效果”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人们在面对大众传播信息时，往往会高估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对自己的影响。在电子竞技领域，由于其受众群体广泛，且青少年群体是电子竞技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公众可能会更关注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影响，从而产生“第三人效果”认知。
假设2：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的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存在差异：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的公众由于其生活经历、价值观和认知水平的不同，对电子竞技的态度也会存在差异。从性别角度来看，男性可能由于对竞技类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度较高，对电子竞技的接受度相对较高；而女性可能更关注电子竞技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态度相对保守。在年龄方面，年轻群体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电子竞技的态度可能更为积极；而年长群体可能受传统观念影响，对电子竞技的认可度较低。教育程度较高的公众可能更能理解电子竞技的竞技性和文化内涵，对其持更开放的态度；而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可能对电子竞技存在误解，态度较为负面。不同职业的公众由于工作环境和社交圈子的不同，对电子竞技的接触和了解程度也不同，从而导致态度差异。
假设3：“第三人效果”认知对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有显著影响：公众的“第三人效果”认知会影响他们对电子竞技的态度，认为电子竞技对他人负面影响较大的公众，更可能对电子竞技持反对态度；而认为电子竞技对他人正面影响较大的公众，更可能对电子竞技持支持态度。这一假设基于“第三人效果”理论的行为假说，即人们的认知会影响其行为。在电子竞技情境下，公众对电子竞技影响的认知会促使他们形成相应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对电子竞技相关活动的参与和支持程度。
假设4：信息传播渠道和内容会影响公众对电子竞技的“第三人效果”认知和态度：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如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人际传播等）和内容（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等）会影响公众对电子竞技的“第三人效果”认知和态度。传统媒体的报道通常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其对电子竞技的报道可能会引导公众的认知和态度；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和分享也会影响公众对电子竞技的看法。此外，正面报道可能会增强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正面认知和态度，负面报道则可能引发公众的担忧和负面态度，中性报道可能使公众的态度更为理性和客观。
“第三人效果”感知部分：设置问题，让受访者分别评价电子竞技对自己和他人（如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青少年等）在学习、工作、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对比这些评价，判断公众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认知。例如，询问受访者“您认为电子竞技对您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和“您认为电子竞技对与您年龄相仿的其他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有怎样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差异，可以确定公众在认知上是否存在“第三人效果”。这部分内容是本研究的关键，通过对“第三人效果”感知的测量，能够深入揭示公众态度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信息传播部分：了解受访者获取电子竞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如电视、网络、社交媒体、人际传播等）以及他们对不同渠道传播的电子竞技信息的信任程度和关注程度。这部分内容有助于分析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为后续探讨如何优化信息传播策略提供依据。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影响力，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可能更容易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而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较高，其报道可能对公众的态度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在样本选取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首先，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样本按照地域（东部、中部、西部）、城乡（城市、农村）进行分层。在每个分层中，再按照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因素进行随机抽样，以涵盖不同背景的公众。通过这种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50份，有效回收率为85%。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男性占52%，女性占48%；18岁以下占10%，18-30岁占45%，31-50岁占35%，51岁及以上占10%；高中及以下学历占25%，大专学历占30%，本科学历占35%，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0%；职业分布涵盖学生、上班族、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等多个群体。这样的样本结构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公众对电子竞技的态度，为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在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男性受访者占比52%，女性占比48%，性别分布相对均衡。年龄分布上，18-30岁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到45%，这一年龄段的人群通常对新兴事物接受度较高，是电子竞技的主要受众群体；18岁以下占10%，31-50岁占35%，51岁及以上占10%。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比较大，分别为30%和35%，高中及以下学历占25%，硕士及以上学历占10%。职业分布涵盖了多个领域，学生占20%，上班族占50%，自由职业者占15%，退休人员及其他职业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