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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年，哥伦布从深蓝的尽头带回的，并不只是几座海岛的黄金，而是一种足以震碎旧世界秩序的文明能力：人类开始学会用一种新的方式面对未知，从那时候起“走得更远”变成一个可复制的社会工程。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发明并磨合出一整套把风险组织化、把未知标准化的制度底座：投资让冒险获得燃料，保险让灾难被定价，会计让远征可审计，航海让权责可交付，地图与测量让世界可记录，港口与补给链让扩张可持续。从此，探索不再依赖英雄的胆量，而依赖一套可协作、可融资、可分工、可复盘的机器：把不确定性从运气，变成了工程。

　　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同等量级的节点上。新的边界不再是海平线之外，而是在我们自身的生物学之内。过去一百年，人类在生物领域的治理逻辑，几乎默认锚定在一个单一以防御为目标的正当性上：治疗。我把它称为“医疗范式”。在这个范式里，干预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以“疾病”作为通行证：你生病了，修补是道德的；你健康，任何更靠近“增强”“延寿”“脑功能优化”的尝试，就会立刻触发一整套悬而未决的治理难题——证据标准如何设定、责任边界如何归属、长期风险如何分摊、退出机制如何执行，尤其是群体公平如何被保护。于是监管会本能地收紧，伦理会本能地警惕——不是因为增强必然邪恶，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一套能让增强也像航海一样被安全治理的制度结构：可测量、可审计、可撤回、可追责。

　　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人类真正的短板不在某一项技能，而在碳基个体的上限：寿命、带宽、健康跨度决定了学习—积累—判断的时间尺度。我们拼命奔跑，可能只是为了不被AI拉开距离。若我们仍把生物学仅仅当作“维修部”，把增强当作禁区，那么所谓“守住伦理”，很可能只是用旧武器维护旧主权：坚船利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我们还坚持用大刀长矛守港口。不出海，大英帝国就无法统治世界；不进化，AI Native 时代的主权将与人类无缘。保持现状不再是避风港，而可能是最大的风险。

　　他们不是实验室里的耗材，而应当被理解为大航海时代的水手与测绘师：在船长（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带领下进入前沿试验，把未知的深海变成可读的海图。他们用自身承担的风险，换取全人类的路径信息——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洋流，哪里值得登陆，哪里必须绕行。这样的探索者不该被视为怪物，更不该被道德羞辱；他们是文明的测绘队。我们必须为他们设计一整套制度性保障：医疗支持、长期随访、退出权、风险补偿与收益分享，让“探险”不再是被迫的牺牲，而是被尊重、可追溯、可兑现的贡献。

　　但我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生成式AI”——它们更多在既有知识库里写诗作画、回答问题、做家务、上流水线，争夺的是当下的人类岗位与机会。真正配得上“航海推进器”的智能，应该像科学家一样在未知的数据海洋里完成三件事：提出可证伪的假设、进行逻辑查证、完成因果推演。它应当帮助探险队在茫茫基因组、代谢通路、分子相互作用与临床现象之间，锁定可能的“新大陆航道”：线粒体的能量秘密、细胞衰老背后的代谢黑箱、免疫系统的误判机制、材料与能源的极限边界……它不是来替代人类意义，而是来扩展人类可以承担意义的空间——让“承担”有更长的寿命、更宽的带宽、更稳定的健康跨度作为底座。

　　“我选择，我承担。”这不仅是一句个人信条，更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必须具备的文明勇气：当外部海权已至，我们不能用停滞换取短暂的伦理宁静；我们需要用制度把冒险变得可治理，用数据集把失败变得可复用，用把红线变得可执行。我们的这具肉体，不应只是等待被维修的旧零件，它应当是一艘正待起航的旗舰。我们应该重新唤醒探索精神，配上保险，写下，扬起发现式智能的风帆——我们终将找到那片“新大陆”：让碳基生命在保持其独特人性与责任的前提下，拥有与硅基智能并肩而行的未来主权。